泉源：《书摘》2007年第11期 摘自《往事丹青》，三联书店2007年8月版， 作者：陈岩 一九六二年我到场事情的那年，北京文物商店刚从四店合一的“新华书店、中国书店、外文书店、文物商店”四马分肥的团结体中独立出来。文物商店所统领的大部门店肆都集中在琉璃厂文化街，如宝古斋、庆云堂、墨缘阁、翠珍斋、振环阁等，文物商店总店也坐落在琉璃厂文化街。
此外，又划分设立了西单综合门市部、东四的万聚兴、西城的悦雅阁。以上门市除翠珍斋外，都设有内柜。所谓内柜，就是专门接待各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研究部门、学者以及局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地方，那里所提供的货物，原则上是各博物馆没选中的较好的古玩书画。
在那些经常惠顾的“高干”中，除了喜好书画古玩的部长、局长外，主要就是毛主席身边的几大秘书，如田家英、陈伯达等。 我们这批共有五名学生被分配到文物商店。
这可是解放以后古玩行招收的第一批学徒，我被分配到了新街口的悦雅堂。 悦雅堂是离琉璃厂文化街最远的一个门市部，和琉璃厂文化街上那些专业门市部［如专营古代书画的宝古斋、专营现代书画的墨缘阁、专营金石陶瓷的韵古斋、专营历代碑帖砚墨的庆云堂］差别，它是个综合门市部，有字画、碑帖、陶瓷、杂项等，同时，因为既收又售，综合了琉璃厂所有门市的特点和功效。 悦雅堂其时的事情人员共有五位，徐震伯师傅、谢子陶师傅、曹文铎师傅、赵嘉章师傅，这都是所谓的私方人员，另有一位姓安的公方人员，算是卖力人。我去了以后，悦雅堂就有六人了，而我的学徒生涯也从这里开始。
文物商店的从业人员多数是解放前后古玩行的业主，根据国家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，公私合营时联合进来了，百分之九十都是巨细资本家，也是一辈子从事“三年不开张、开张吃三年”骨董生意的各路妙手。这些师傅们在一九六○年五月一日文物商店建立后不久，就被故宫博物院、历史博物馆等单元聘为专家照料，有的也是文物商店的事情人员。
故宫博物院书画征集部门的已故专家王一平先生、刘九庵先生，另有健在的故宫博物院陶瓷判定权威耿宝昌先生，都“身世”于琉璃厂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琉璃厂真可以堪称是我国造就文物判定人才的“黄埔军校”了。 古玩行对我们新来的来说也真是新鲜，全店那么多老师傅，就我们几个小青年，格外显眼，至于拜师学徒，那真是僧多粥少，师傅多徒弟少，我们这几个学徒工成了宝物“粥”了。
就这么着，悦雅堂的四位师傅都成了我的老师。 徐震伯师傅是我的首任老师，他那时五十明年，他“身世”于琉璃厂大字号明珍斋，判定明清书画及宋元明清陶瓷是他的特长好戏。 第二位老师是谢子陶，六十多岁，他的特长是书画、碑帖判定。 说来也巧，我学徒不久，康生就在悦雅堂放一般拓本的货架上翻出了一个拓本，名字记不起来了，标价才十几元，康生其时就买了下来，也没说什么。
等过了几天，专营碑帖的庆云堂就打电话来问：“你们是卖给康生一个拓本吗？” 我们回覆：“是啊！” “那是个宋拓本，值四五千元！” “完了，完了，漏了！”师傅们惋惜地说。 四五千元是一个什么观点呢？在其时一幅郑板桥画竹石的大幅中堂才一百元左右呢。
惋惜，太惋惜了！ 曹文铎师傅那时已六十多岁，他的特长是瓷器、杂项。 听曹师傅说，解放前为了买一只瓷瓶而不袒露目的，竞把卖家的一大堆瓶子都买了，装了整整一汽车。另有一次，他的女儿要出嫁，为给女儿办妆奁，就出去随处溜。德胜门前，过了护城河上的桥，桥头西北角有一个卖馅饼的食摊子，食摊子上，一个大瓷盘上放满了馅儿，曹师傅走到食摊子前，看到了这个盛馅的盘子。
他不动声色，买了个馅饼，一边吃一边搭讪着和掌柜的说：“掌柜的，你的馅饼很好吃，下回还来。” 掌柜的一听，固然兴奋。 过了一会儿，曹师傅又对卖馅饼的说：“掌柜的，我看这瓷盘子您天天在上面‘乒乓’地抹馅，没准儿哪天就给 ［cei］了，一钱儿不值，我给您买只搪瓷的盘子，又结实又悦目，您把这个瓷盘给我，我挺喜欢这盘子，咱俩换换，您看行吗？” 曹师傅说这话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掌柜的一听，拿搪瓷的新盘子换他的旧盘子那固然值了，要知道搪瓷的工具在其时还是稀罕物呢！于是立马儿就允许了。卖馅饼的做梦都没想到曹师傅是干什么的。
“你猜怎么着，小陈？我拿着换回的这只盘子卖了几千大洋，宣德青花，那可是宝物啊！把女人嫁了，还剩下许多钱。”他一边画圆圈似地晃动着身子，一边满脸自得地讲述这段自得的往事。 另有一位师傅是赵嘉章，琉璃厂韵古斋身世，五十多岁，他是明清官窑专家，眼睛厉害得很。我很喜欢这位师傅。
唉！如今我的这些师傅们都不在了。想到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，真有恍如昨日的感受啊！ 有一天，我和曹文铎师傅看门市，来了一位主顾，拎着一个包儿，进门把包儿往八仙桌上一放，曹师傅知道他是来卖工具的，就说：“请您把包儿打开。” 行里规则，卖货的不管是谁，一定要让他自己打开包儿。
那位卖工具的打开包儿，原来是一件类似宜兴茶盘子或文具盘的工具。 曹师傅一看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你要出让？” 对方回覆：“是。” 曹师傅说：“那好那好，这个茶盘很容易碎，再说脏了也不容易洗，您看，上面的蓝墨水就洗不掉了。
” 我一看盘子的上面简直有一圈蓝墨水儿的痕迹，兴是放墨水儿瓶的效果。卖工具的很快就出让了，可能仅十几元钱。
主顾刚一出门，曹师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小陈，赶快拿后面去，明天送故宫！” 我一愣！“这是什么宝物呀，能送故宫？不就是个茶盘吗？” “你看这文字，这是有名的《河洛图盘》，杨彭年制，这可是重要物件，是真的！” 我也连忙注意起来，盘子上面刻着文字： 杨彭年，清嘉庆［一七九六－一八二○］江苏宜兴人氏，善制砂壶，其壶虽随意制成，亦有天然之致，若寻常贻人之壶，每器只二百四十文，加工者价须三倍。 我大吃一惊，曹师傅这不是给女人凑妆奁的故技重演吗？眼睛这么厉害！好家伙，真是神了！我也不敢怠慢，拿到后面内柜，找了纸墨，做了个扑子，就把文字、花纹拓了下来，这张拓片至今还保留着。 第二天一早，送到故宫后，他们连忙就收购了，而且价钱不菲。
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旁观了骨董买卖的全历程，印象很深，以为很兴奋，并暗下刻意，得好好干。 看到这儿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您可能会认为，怎么你们文物商店还像解放前的古玩商那样，干那种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”的低买高卖的活动。
不是的，文物商店建立以后，我们收购的是流散文物，由于履历了社会大动荡，有时老黎民手里的重要文物［也就是宝物吧］，因为老人故去，后人大部门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，随便几个钱就给卖了，但真的向他讲，您这工具值几多几多钱，他反而就没底了，以为还值更多的钱，不卖了，那么这件工具可就玄了，效果会不得而知。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，收购时先低价收进，再按卖主户口簿的地址去给补钱，曹师傅就是这样干的，您可别见责。
有一天早上门市开门后，扫除完卫生，我隔窗往外望去，突然注意到有两个男子一前一后，向悦雅堂走来。于是赶快开门迎接。 “您好，老徐在不在？”走在前边的那位年轻人用很浓重的四川话问我。 “在——”我转头喊了徐师傅一嗓子。
徐师傅从内柜出来，一见年轻人，脸上堆满了笑：“您好，田秘书，陈秘书，请进！” 等二位都进到内柜后，徐师傅临进去前转身小声儿对我说：“毛主席的大秘书”。 “噢！怪不得。” 自打那以后，田秘书和陈秘书常来，他俩总是形影不离，我也就和他们逐步熟了起来。田秘书就是田家英，陈秘书叫陈秉忱。
我很喜欢田秘书和陈秘书，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架子，和你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平和的，似乎另有点腼腆的心情。 他们来这里，无非是找些他们喜欢的书法、信札，或有用的资料。
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热爱与尊敬，我就有意留心这些工具。田秘书特别注意明清两代的书法，如字条、对联、书札、手卷，他都喜欢看，而且这些工具很自制，几元钱、十几元钱就能买件很有名气的书法作品，现在王铎一幅字轴能卖到十几万、几十万，那时十几元、几十元就可买好的了。
有一天，田秘书和陈秘书相随而来，我忙把一副包世臣的对联拿给他看。我问他：“您喜欢吗？” 田秘书很专注地看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说：“小陈，这副对联有问题，差池。包世臣的字肉多但有骨，这副肉多无骨——软，下次我带副他的字你比力一下。” 我其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对一个小青年哪会认真到这种水平，真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他真的带来一副包世臣的对联给我看，让我把店里的那副拿出来，两副挂在一起比。
这一比，显然大纷歧样。我心里想，田秘书又不是书画判定专家，他的眼力怎么这么好呢？ 他不光自己选些字对儿什么的，遇到好点的碑帖、字条，他先送给毛主席看。 有一次，谢子陶师傅下户采购，拉回一三轮车［人坐的那种三轮车］碑帖。这批货一律的瓷青帖面，干洁净净，整整齐齐，另有一套《三希堂法帖》，三十六天职装四个箱子，一色的楠木面，楠木箱。
正遇上田秘书在，他就在车上看了看说：“等定了价，给老板送去。” 他们称毛主席“老板”；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。
就这样，你来我往的。我和他们这些大首长越来越熟了。有时他们来的人多，店里就我一小我私家，怎么办？我就把他们让到后面的内柜，把所有的抽屉、柜子打开，让他们随便看、随便选，我一小我私家到外面去，保证他们的宁静，横竖都是首长，没有问题。
“田秘书，听徐师傅说，你十三四岁时在成都药店当学徒，在报上为一个学术问题和一位名教授展开辩说，最后您把那位名教授批驳了，那位教授非要见见这位对手，晤面一看原来是个孩子，惊呼您是神童，是真的吗？”我问他。 “真的，真的。”陈秘书在旁边笑着说。
“啥子真的，他不叫我神童怎么下台么！”田秘书笑着搭讪。 悦雅堂虽说规模较小，但由于是综合门市，所以各界人士来这儿的许多。
除了像田家英这些首长以外，我很快发现，经常来悦雅堂的另有几位老先生，像大书法家傅增湘的后人傅仲模，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，小老头儿关祖章，另有一位一米八左右的老先生孙老。 他们几位时常惠顾悦雅堂，有事没事就来店坐坐，喝品茗，聊谈天，有好工具了，就拿给他们看看，真有点像老舍写的《茶室》里的情形。 傅老那时已经很老了，拄个拐棍，背也驼了，喜欢玉。
他是个玉器收藏家，玉件拿在手里，一看就知优劣，所以纵然工具已经收进来了，店里的师傅也要请他老人家掌掌眼。 一天，推门进来个五十明年的人，身穿一身蓝色干部服，头戴蓝色干部帽，白白皙净的脸上戴一副黄边眼镜。在其时，在人群里身着这一身妆扮，就像一滴水滴入了大海，很难再被分辨出来了，但那位先生身上特有的气质却非同寻常。 “启先生您好，您好。
”徐师傅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。 启先生手提一小纸包，眯着眼笑眯眯的，见到徐师傅及其他人都规行矩步轻轻弯腰鞠躬，真是平和极了。 “您好！您好！”启先生也允许着。 徐师傅说：“老没见您了。
” “没事，随便看看。” 他一边说，一边把手中的纸包放到八仙桌上，再把帽子脱掉，也放到桌子上。 徐师傅问：“您这是什么好吃的呀？”徐师傅看着桌上的纸包儿。纸包儿上已有油渍浸出来了，散发着酱肉的香味。
“我在隔邻稻香村买了点酱肉，嘴馋！哈哈。”启先生眯起眼睛笑着。
“您很长时间没来了，想找点什么看看？”徐师傅一边陪着启先生，一边搭讪着。 “是、是、是，有点忙。
我没事，随便翻翻，您甭陪着我，谢谢，谢谢！” 这个老头一看就是一位地隧道道的知识分子，特别随和，有礼貌，另有点诙谐，他一小我私家在帖架子上随便翻看着，旁边的师傅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启先生闲聊着。我在一边想，这位启先生会不会是启功先生？ 等快关门了，启先生离去，我就问徐师傅：“这是不是启功先生？” 徐师傅说：“是啊！你不认识？” “不认识，知道这名字，没见过。” “有阵子没来了。
”徐师傅说道。 自打那次见到启功先生以后，我就经常见他来悦雅堂，他似乎都在下班前厥后，每次，多数都买一包稻香村的点心、肉食之类的工具。逐步地，我就和先生熟了起来。 一九六四年，“三年自然灾害”刚过，我与赵存义、李心田二位师傅一组，到成都采购。
住下不久，我们就开始和当地文物店、客户联系。客户，就是当地有骨董字画的人家，准备出让的专等我们来，原因是那时这些人家并不愿意让当地人知道他家有什么，卖了什么，再者，我们在收购时要比当地的价钱高得多！ 我们到当地文物店后一看，工具可真多，旧墨、旧砚摆满了柜台。墨呢，一盒一盒的，许多是明朝墨、康熙墨，一绽只卖几块钱。
再看那砚台，多是乾隆“子儿石”，天地盖也很讲求，一水儿的整挖，不是梓檀就是黄花梨的，很少有一般木质的，砚台许多有刻铭。再看，那些骨董、书画，也自制得很。
我们下户收购才知道，收藏二三百方砚台的藏家，在成都不算什么稀罕事。二三十元钱就可以买到一方硬木盒子“子儿石”砚。
我们就足足地一收，成箱成箱地发回北京，心里真是美滋滋的。这些货运回北京，售出的价钱都能翻十倍、二十倍，要是留到现在更甭说了。书画也是如此，但没这么多，大幅的徐悲鸿画的七匹马才卖七十块钱。 在成都，我有幸认识了刘少侯老先生，他可是张大千的得力助手。
张大千造的假画，通常宋元、石涛之类的旧画，其旧裱工完全出自老先生之手。张大千出国后他留在海内，那时就在成都博物馆干他的裱画行当，五十多岁了，孤身一人，好喝酒，无论走到哪儿，兜里总装着一瓶“回沙郎”［就是现在的“郎酒”］，极普通的包装，两块多钱一瓶。他是北方人，遇到我这个老乡，特别亲切，一有时机就拉我一起用饭、喝酒。 一九六五年头，我又和李孟冬师傅、王鲁师傅三人一组去江浙一带采购，首先到的是上海。
李孟冬师傅是我经常想起的人之一，我虽没有正式拜他为师，但仍在李师傅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。他看起画来，爽性利落，绝不犹豫。
他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落款上，只要款子没问题，他很快就能断定下来是真是假。 前些日子，我到黄苗子黄老那里去。
黄老都九十多岁了，我看他忙得很，手里拿着一沓子纸张，就问他：“黄老，您在忙什么？” 他说：“我正在整理‘八大’的年表，最近就要出书了，你看，这是启老送我的八大山人字帖。” 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有李孟冬的字样。 “这是李孟冬送给启老的，很多多少年了。
” “黄老，这是我师傅，他在世时我们常一起出差。” “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这人了不起，眼睛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早些年李孟冬在上海买了一张元朝倪云林的山水画，行里人都说欠好，等厥后张珩看到了这张画，说这是真的，是张好画。李孟冬立即亮相，白送故宫。您看绝不停，真是的。
”黄老这个小老头儿说起这件事，满脸放光。 我们三位在上海期间照例到文管会报到，到上海古玩市场、朵云轩等处选货。上海的朵云轩其实是北京荣宝斋的分号，其时的司理叫梁子衡。在他那里选了一些货后，很快转到杭州。
我们到杭州文物店去服务，一进门，看到店堂里许多人，再一看，嗬！险些都认识。康生、陈伯达、田家英甚至另有胡绳等都来了，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。 还是田家英先瞥见了我，眯着眼睛笑嘻嘻地问我：“小陈，您来这里做啥子吗？” “来采购”，其时我没深没浅地也问他们，“您们干什么来了？” 田家英仍然笑眯眯地说：“我们也来采购嘛。”说完，康生、胡绳他们一起哈哈大笑。
这一年是一九六五年。在我们遇到田秘书之后不久，还没有脱离杭州，突然天降大雪，气温骤降。据当地老黎民说，杭州地域六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，西湖四周的景致都被大雪盖了个严严实实。
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呢？因为这段影象正好和我们国家要发生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了，在不久后发生的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才从大字报、小字报和种种宣传质料中得知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，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集会，史称“十一月杭州集会”。这次集会就是为一九六六年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做准备。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，杭州那次晤面竟是我和田家英相见的最后一面了，其时他笑得那么开怀，他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有风度，那么潇洒，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？ 我的学徒生涯到了一九六五年已进入第三个年头，即将进入尾声，而我们的国家也即将进入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阶段，并长达十年之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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